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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張大千
作者: 中古好男人廚師	日期: 2010.08.03　　天氣: 　心情:

一、張大千與他的時代

中國當代藝術宗師張大千先生，是世界公認的中國畫壇之代表人物，也是「全球最偉大的畫家」之一（紐約國際藝術協會評選）。他的半抽象水墨山水畫作品，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千餘年來山水畫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具有世界性的現代創造精神。

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是東方文明古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極需解決的問題、特別是東方與西方的繪畫，是兩種不同的形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從民國成立以來，中國許多留學歐美的藝術家，一直在尋求中國傳統繪畫對新時代的適應，但成績平平，效果不大。而這一工作卻被新派畫家目為傳統派的張大千先生完成了，張大千用潑墨和潑彩技法所表現的山水畫，不論他有沒有勾景，如果用現代美術的觀點來看，他同時也是屬於自動技巧的半抽象風景畫的形式。張大千創造了那既富有時代意義，又不和傳統山水畫相違背的大潑墨作品，看起來是如此的自然，好像中國文化發展到現階段本應如此，故大千先生從來就沒有說過他有意調和傳統與現代，或溝通東方與西方，他是一個民國時代的人物，把中國畫畫成民國時代的形式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文化是向前發展的，故西漢（西元前一世紀）有西漢當時的現代畫，魏晉六朝（西元四世紀）有魏晉六朝當時的現代畫，像唐代（西元七世紀）的吳道子、李思訓、王維都是唐代的現代畫家，他們的作品雖有所師承，但無疑的都是唐代的形式，故五代北宋（西元十世紀）的山水花鳥，不見於唐。…晚明（十七世紀）的石濤、八大建立了晚明的十大風格。而清末以前、中國的社會生活與社會結構，數千年來並無多大變化，各代之間美術的風格進展自然比較緩慢。但近代西方工業文明侵入東方，東方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求現代化，現代化以後的東方社會，生活形態日漸西化，社會結構亦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化，審美的觀念也跟著改變。這時代的傳統畫家，有因恐懼而大大的排斥新的繪畫，但又沒有能力阻擋現代化的趨勢。一般迷信西洋文化的年輕人，一切以西洋畫壇的變化馬首是瞻，也說是心理上向西方文化投降的表示。

這一時代凡有理想、有抱負的東方民族畫家，就面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挑戰。時代飛躍的前進，因衛道而復古事實上是死路一條，唯一的出路是如何使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求得適應。

東方文化既然經歷了千萬年的考驗而不墜，其文化本身必有足以適應今日之需要者。這時，只有對文化的傳承懷有大抱負的人，才能產生「捨我其誰」的信念，才能在舊文化的廢墟中發掘出新的質素，以因應新社會的需要。

張大千的潑墨繪畫，依他自己的解釋完全是根據古法，這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然而打開中國繪畫史，類似大千先生這種近乎抽象或半抽象的山水形式，歷代傳世作品一張也看不到，那麼大千先生的大潑墨（或大潑彩），可以說是「日新又新」的一種創造品，也是他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偉大貢獻。他在舊文化的基礎上所建立的新起點，也使吾人對中華文化復興產生了踏實的信念，換言之，東方古老的文化傳統，是萬古常新的，適合任何時代需要，經得起任何時代的挑戰。

文化上過分的衛道和復古，或過分的崇洋和西化，都是衰亡的徵兆。東方文化只有和西方文化融和協調、齊頭並進，才是世界之福。西方文化在現代化中所引起的危機日益彰顯：對自然資源的濫用、能源危機、化學的公害、城市生活的心理疾病、武器競賽同歸於盡的恐怖……都是現代文明的難題。只有順應自然、天人合一平衡發展的東方文化才能彌補西洋文化的缺失，而東方文化精神最具體的表現是以「心」為主體的人文主義的書畫藝術。

二、張大千的歷程

一位成功的畫家，一般說來是天才加功力。張大千說，畫要畫得好是「三分天才、七分功力」，但這樣的畫家，其成就大部分只是個人的。

而一位在文化上能承先啟後、在歷史上能形成「歷史動力」的劃時代的畫家，則是在天才功力之外，還得看他有沒有抱負和理想。有理想的畫家，對文化就有一種迫切的使命感，特別是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凡對「歷史的驅策力」產生感應的人，一定會有所為的。一個畫家在技巧和形式上把作品畫得登峰造極，充其量只是建立起個人的聲名而已。有作為、有抱負的歷史性人物、便要考慮到如何繼絕學、如何繼往開來了。

但一個人的理想，如果不用實踐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去完成，終必流於空泛。我們只要把張大千的歷程回顧一下，就知道他的成功是有其客觀的因素。

張大千先生名爰，小名季，因號季爰，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生於四川內江，大千先生自小就在藝術薰陶中長大，九歲受母、姐的教導，稍長則受二兄善子先生的影響，而培養了對美術的熱愛。

一九七一年留學日本，在京都學習繪畫和染織技術。一九一九年返國在上海拜湖南衡陽名士曾熙先生學書法，由曾先生的介紹又拜李瑞清先生為師，二位名師除教授大千書法外，並勉勵大千多訪名山大川。大千平生暢遊三山五嶽，在泰山觀日、黃山看雲、廬山賞瀑……遨遊世界，完全是遵從中國古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使眼界開闊、心胸日廣，對藝術境界大有助益。

大千先生的藝術世界，被社會賞識是他二十五歲（一九二四）那年，在上海許多文人雅集的團體，張大千先生大出鋒頭，他當場畫了許多即興式的作品，包括山水、人物、花鳥、動物、工筆寫意、題字、詠詩，一時表現了詩、書、畫三絕的才華，受到許多長輩的刮目相看，成了畫壇的後起之秀。這年他也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個展。

畫家張大千先生，在青年、壯年時期，除繪畫外，另從事兩項重要的事業，第一是收藏古畫名蹟；第二是熱愛自然，作到了「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工作，收藏古代名蹟，是他「以古為師」的憑藉，尋幽探勝是他「以自然為師」的基礎，二者蘊蓄到一定的程度，新形式的創造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在收藏古畫方面，使大千先生成為一位頗為自負的鑑賞名家，他把他的收藏曾集印成四大冊，書名「大風堂藏畫」。

在遍覽名山大川方面，，他是先從家鄉四川開始，蜀中山水馳名於世的是：「巫峽天下奇、夔門天下險、劍閣天下雄、峨眉天下秀」，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所孕育的天才畫家，自然也有成為「天下」之雄的可能。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巴黎波蒙博物館舉行中國近代畫展，張大千一幅大荷花，即被波蒙博物館收藏，這是歐洲人士第一次知道張大千。

張大千先生由於少年時代，家境富有，先天上具備了許多較常人更優厚的條件，青年壯年即已名滿全國，但所有這些條件，只是一位名畫家的條件，若要完成更大的事業，成為一位歷史人物，那仍然是不夠的。在大千先生思想精力正值成熟旺盛的年代，一次關鍵性的決定，是大千先生平生事業的高峰，那就是敦煌的近三年的臨摹工作。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上古時代由崑崙山流下一道洪水，把沙漠沖成了一條既寬又深的河床，現在河床已經乾涸了。河床的一岸有一座高峻的斷崖，就是有名的「千佛洞」，也叫「莫高山」或「莫高窟」。而敦煌的位置是兩千年年來東方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自漢以後即為「絲路」中的中途站。敦煌的土質對開山鑿窟並非難事，據考證最早的洞窟鑿於前秦符堅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此後自北魏歷隋、唐、宋、元、各代都有開鑿。洞內有塑像和壁畫，壁畫的豐富，據估計如果把這些壁畫排列連接，可環繞地球一匝，這裡偉大的藝術寶藏，是各代無數的僧侶、信士、藝術家、鑿洞的匠師們歷時八百多年的心力結晶，是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

民國三十年（西元一九四一年）三月，大千先生正式束裝前往敦煌。那時正值抗戰時期，交通不便，敦煌離四川成都約四千餘里，各地戰區的軍人及地方政府皆全力協助名滿全國的張氏此次壯舉，西北軍方還派軍護送及保護他在敦煌的安全。

大千先生親眼看到從北魏（西元三八六─五三四年）至元（西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八百多年間的壁畫，決定留下來長期的工作，他的貢獻約有下列幾項：第一他把敦煌的洞窟用科學方法重新編號，依照由南而北的順序共編了三百零九洞，這一編號不但方便了後來的學者，也方便了遊客，順著編號走不致重複。第二建議當地政府，有計畫的保護這些文化遺產，免遭人為的破壞。第三登記有記年的壁畫，以確定各時代風格，並證明壁畫大多出自中原畫師之手，並可依壁畫考訂六朝、隋唐的衣冠制度及史書之闕文。第四臨摹各時代的代表作品，使世人了解早於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約一千年的東方繪畫、及其近一千年間的演進史。張氏所臨的壁畫，最大的達十二丈六尺，畫布是雇用喇嘛僧人特別縫製的。

敦煌近三年的工作，使大千先生由一個文人畫家兼具了職業畫家的兩項長處，過去中國人因文人畫以文學性（即詩境）為主體，職業畫家則以寫實與裝飾性為主體，二者在過去是互相排斥的，尤以文人畫家特別抹煞職業畫家的價值，中國畫史的南北分宗，更是隱伏了這種歧視心理。就畫論畫，職業性的繪畫，尤以敦煌的壁畫為最，才是一種腳踏實地的繪畫，千年以來，很少有人具有張大千這種素養。唐代畫聖吳道子是一位純粹的職業畫家，但宋元以後的水墨寫意畫他不能夢見，宋元以後的大家，也從不知有敦煌的壁畫，也很少親見過北魏、六朝、盛唐的真蹟，張大千在文人畫中上下古今各派技法莫不深諳，復得敦煌千年古蹟之洗禮，千餘年來，從無一位畫家有此幸運，有此大魄力，集中國傳統中隱顯（隱指匠師壁畫、顯指文人畫）二派的繪畫之長於一身。他除了把中國上下古今顯晦的畫技予以綜合整理外，復因緣際會，又適逢卄世紀人類美術大變革之時代，他的大潑墨（潑彩）近乎抽象性的山水畫，內涵上雖與中國傳統中的自然主義一脈相承，但形式上無疑的也和現代畫互相呼應。無論從東方或西方美術史的觀點來考察，張大千的偉大成就是有其不朽之貢獻的。

張大千先生所臨敦煌壁畫於一九四四年元月卄五日在成都展出四十四幅，同年三月又在重慶展出一次，轟動一時。抗戰勝利後，於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展出，以及一九五六年在東京展出的敦煌壁畫臨本，皆是藝術界的大事。

挾著上述在敦煌工作的豐富收穫，張大千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巴黎羅浮宮博物館舉行近作展，展出三十幅作品，羅浮宮博物館分東西兩畫廊，館長薩爾博士特別安排了東西兩大畫展，東廊展出張大千近作，西廊展出野獸派大師馬蒂斯的遺作，這安排是含有深意的，一方面將大千居士和西方的大師相提並論，二方面因馬蒂斯作品受東方裝飾風格的影響，以暗示近代東方與西方文化有相互激盪的功能。

一九五六年七月卄八日，近代美術史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代表東方近代美術的大師張大千，和代表西方美術的大師畢加索的會晤。畢加索在他的古堡中招待這位東方的大師，二人共進午餐，並談了一些藝術上的問題。第二天西方的報紙把兩位大師的會晤描述為「中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藝術界的高峰會」。畢加索還簽送了一張牧神像給張大千，一位畫商出價十五萬美元購買這張富有紀念性的小畫，但張大千當然不賣。

這次歷史性的會晤，顯示近代中西美術有互相影響、調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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